1

玉米早已归仓，棉花采摘也接近尾声了。处暑一过，各地金灿灿的稻田里都响起了打谷机的嗡嗡声。谷子快黄时，队长早已请人修好了拌簧，调好了打谷机，并用机油将打谷机的齿轮抹得油亮油亮的。打谷子是农业生产中参与人数最多、协作程度最高的工种，全生产队不分男女老少，都能在打谷子的生产线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挥镰割稻依然是妇女的专利。十来岁的小青年将割倒的稻子码成垛，然后一束一束地分给打谷机前驭谷子的老人手里，老人接过稻束，再将稻子谷穗朝下喂进打谷机。驭谷子是个技术活，将谷把喂进机仓的同时，双手靠十指的力量，灵活地将谷把扒成扇形，再不深不浅地浮在嗡嗡转动的机器上。这时，下手不能太重，太重了会增加绞机器的人的负担；也不能太轻，太轻了不能将谷穗上的谷粒打干净。

打谷机的动力是人力提供的，因此，绞机器的人一定得是身体强壮的青壮年。绞机器的人共分两组，每组两人，一组绞机器的时候，另一组则站在旁边拴谷草，权当休息。当一组绞满一夹背谷子后，再与另一组轮换。两组人往往会为装走一夹背谷子后，拌簧里所剩谷子的多少争得面红耳赤。

其他诸如撮谷子、背谷子、晒谷子、拖谷草、背谷草、晒谷草等，环环相扣。另外还有专人负责煮饭、烧开水等后勤工作。在整个生产流水线上，大家各司其职，互相监督，哪一个环节滞后了，都会影响到整个生产的顺利进行。

打谷子的工作还未全部结束，家家户户还在读书的娃娃们便开始清理书包，家长也开始焦头烂额地四处筹措学费——马上要开学了。

2

9月1日，沉寂一个多月的建兴中学又开始热闹了。老生归校，新生报到，处处可见背着铺盖卷、端着脸盆、提着温水瓶的学生或家长。能到建兴中学读书，是全县众多初中学生梦寐以求的事，因此，人人脸上都堆满着难以掩饰的骄傲与兴奋。

随着新生的到来，新学期的校园总是充满着新奇，这种新奇年年都有，只是今年大不相同。

首先是做广播体操时，广播开头一段“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语录没有了，这让老生很不适应；其次是上课起立时，新生面对并列贴在墙上的两张主席像，有人喊向**致敬，有人喊向华主席致敬，有人干脆只喊向主席致敬，后来统一改喊老师好；再次是学校的钟声比起上学期来，紊乱得莫名其妙。

以前学校不同作息时间的钟声都有明显的区别，比如，起床是先慢后快，睡觉是先快后慢，下课快而均匀，放学慢而均匀，集合尾音密如鼓点，午休则短而轻缓。学生一听就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并迅速各就各位。但现在的钟声则混乱得让人不知所云。

上午刚上课，行政楼前的五星花园旁，董尚林、欧阳轩、蒋永平正在站着讨论敲钟人的事。蒋永平说：“要是老罗再坚持半学期就好了，等有了新的敲钟人后再退休，就不至于像现在这样搞得措手不及。”

“蒋校长，话虽这样说，就算让老罗再坚持一学期，我们依然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平时谁会在乎一个敲钟人？都以为敲钟是一个十分简单轻松的活儿，以为只要定时拿着榔头在那段铁轨上锤打几下就行。”董尚林指了一下竖挂在报亭旁一棵香樟树上的一截三尺来长的铁轨后继续说，“我还说老罗走了，随便找一个人接替就行，可是，你看现在小崔这钟敲的——”他苦笑着摇摇头。

“要不把老罗再请回来，让他带小崔一学期就对了。”欧阳轩说。

“不行。我最先也是这样想的，已派人找过他了，但他上学期一放假就去他儿子那里了。他儿子在攀枝花钢铁厂。”蒋永平向从此处经过的一位老师抬手打了个招呼后继续说，“老罗在建兴中学敲了十多年钟，在我的印象中，还没出过一次差错。现在想来，敲钟看似轻松简单，实则非常不容易。他得随时盯着时间，每天敲几十次不能有一点差错。他每天第一个起床，最后一个睡觉。我听原来与他住在一起的他侄儿说，为了万无一失，他几乎后半夜就不敢睡觉了。他敲钟的时候，学生要么在寝室，要么在教室，有的学生在这里读了几年书，还不知道敲钟人是谁。在他们的意识中，钟声就是钟声，习以为常的东西，可从来就没去想过敲钟的人。”

3

这时，从校门走进一人，约三十岁年纪，须髯浓密而杂乱，戴着黑框眼镜，大热天的还戴顶蓝布单帽，让人没有理由不怀疑他是秃顶。那人将帽舌压得很低，与他平视只能看到他鼻尖以下的脸。他手里拿着一张纸，遇到一名学生便把那张纸展给那名学生看。那名学生看后，指了一下石梯上边的五星花园，并对他大声说了一句什么。

那人果然又拿着那张纸，不紧不慢地跨上石梯，走到五星花园这边正在研究敲钟人的几位学校领导面前，然后一声不吭地把那张纸递给蒋永平，并期待地望着他。蒋永平吃惊地看了他一眼，又看了一下董尚林和欧阳轩，然后才皱着眉头迟疑地接过那张纸。其实纸张并未折叠，他还是习惯性地将那张纸在空中唰地抖了一下，才慢慢地举到没戴老花眼镜的眼前，吃力地调整着眼睛的焦距并看起来。

纸上写着两行粗大的毛笔字：“我是哑巴，但我不是聋子，我要找学校领导。”字迹流畅而硬朗，隐隐透出书写者的自信、沉稳和不慌不忙。蒋永平看后顺手把那张纸传给了董尚林，然后不解地对那人说：“我们几位都是学校领导，你有什么事吗？”那人高兴地朝他们点了一下头，又像是鞠躬，然后解开挂在肩上的旧军用包，从包中再拿出两张纸，并恭恭敬敬地双手呈到蒋校长面前。

一张是介绍信，用蓝黑的钢笔写成。介绍信是出具给旺苍县木门区九龙公社十二大队五生产队的一位叫谢世昆的哑巴的，还盖有公社和大队的红色印章。另一张是自荐信，大意是说：我叫谢世昆，1948年出生，初中文化；初中快毕业时，发高烧吃错了药，从此失声，但听力未受影响；我身体健康，耳聪目明，又有点文化，所以不想再以乞讨为生了，愿自食其力；我从小就梦想能在学校做事，希望贵校能赐我一个工作；我不要工资，只求一日三餐，晚上有张床睡觉就行。

看过介绍信和自荐信后，三位领导面面相觑。董尚林再次认真看过介绍信后对那人说：“同志，你从旺苍县这么远一路乞讨到这里来也非常不容易，我们表示同情，但是，能到建兴中学来工作的，个个都是精兵好汉哪。我们并不是歧视残疾人，但过去有不少正常人到这里来，都因没干好工作而被清退了。你愿自食其力，很好，我们也该支持，可是，你看我们这里有适合你干的工作吗？学校哪项工作少得了说话呢？所以，我劝你到场上去看看，或许能在那里找到事做。”

他说完，还是心一横把那两张纸递给那人。那人一急，唰地伸出手来却又不愿接住。他表情痛苦，张了一下嘴却没说什么。欧阳轩从董尚林手里接过纸张，硬把它塞进那人的军用包里，然后叹了口气，并拍拍他肩膀说：“同志，我们实在无能为力了，你还是到场上去看看吧，对不起了。”

那人在三人面前静立了一会儿，然后再次朝他们点了一下头便转身走下石梯，朝校门口慢慢走去。走到操场中间，他停下脚步，无限深情地环视了一眼整个校园。当看到一群正在打球的欢快的学生时，那人脸上浮起了不易觉察的微笑。

4

下午，陈德愚从南充开会回来，除带回一大堆奖状、奖牌、证书和锦旗外，还带回一个重要消息——地委已决定就和平村火灾的事故责任对他免于处分。不过，他并未就此轻松，反而愤愤不平地说：“派出所那群笨蛋，我都找过他们好多次了，怎么到现在都还没查出事故的真相呢？”

在校长办公室，陈德愚边喝茶边与董尚林聊些地委的会议精神，依然是取消喊**语录、取消向主席致敬之类的东西。谈话间，董主任也笑着向他说起了上午一个哑巴来找工作的趣事。

“呵呵，哑巴，他也想得出来，哪有哑巴在学校工作的？不行，不行，绝对不行。”陈德愚边说边高兴地打开一面由省教委通过地区教委颁发给建兴中学的锦旗，然后提着锦旗，美美地在墙上靠了靠，说一会儿叫人挂在会议室墙上中间位置，也就是主席像下面。

“我与蒋校长、欧校长也是这么认为的，建兴中学还从来没有过哑巴工人哩。”董主任起身伸手很享受地轻抚着色泽艳丽而质地柔软的锦旗说，“不过那人也怪可怜的，从旺苍县那么远一路讨口到这里来，还说只求一日三餐，不要工资，唉——”

“哪里？从哪里来的？”陈德愚突然收起刚才的满脸幸福，转身把锦旗往桌上一扔，神情紧张地问。

“旺苍，绵阳地区旺苍县。”董尚林不解地看着他。

“他现在在哪里？”

“不晓得了，也许到场上找事做去了，也许已离开建兴了。啷个啰？”

“哎——呀——”他一脸沮丧地坐到椅子上，目光呆滞地思考着什么。突然，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对董尚林说：“快，快，麻烦你找人去食堂帮我买几个蒸馍，再问一下欧校长在哪里。他见过那人，又比你们年轻些，我想请他与我一起去找一下那个人。”说完，摸了一下上衣口袋，然后向董尚林借了十元钱便匆匆走出了行政楼。

他抱着用报纸包好的蒸馍，着急地与欧校长找遍了建兴镇的大街小巷，都没看到那人的身影。太阳偏西了，他才垂头丧气地与欧阳轩走向学校。

他边走边自言自语地说：“我从广元县朝天区劳改煤矿逃到旺苍县燕子沟煤矿时，身无分文，举目无亲。我那时是个逃犯，连个叫花子都不如。我没有介绍信，没有证明材料，那里的人无条件地收下了我，并让我在那里躲了八年。他们很友善、很淳朴。有几年春节，我留在矿上守矿，总有乡亲在大年三十晚上送饭给我，还有喷香的腊肉，我是流着泪吃下那些可口的东西的。而今，那里的老乡讨口来到了我的学校，无论如何我得请他吃顿饭才能让他走啊！”他说完，扯起衣角擦了一下眼睛。

走到学校大门口，欧校长“妈呀”一声，然后示意陈校长停下，并朝校门左侧的教学楼墙根下指了指。原来，那人正坐在地上背靠着墙根休息。他双手抱住膝盖，将蓝布帽拉得更低，几乎罩住了整张脸。欧阳轩说了声“就是他”，然后几步跨了过去。那人感觉有人走近，慌忙扶了一下帽子，扭头一看，认出了欧校长，用手在地上一撑便站了起来。

“我们找你一下午了。我们校长，陈校长要找你。”欧阳轩指了一下刚刚走过来的陈德愚对那人说，“你把那些介绍信都拿给他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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