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知年有了更感兴趣的新计划，心情振奋，与杨恪分享自己白天在文化馆的经历，以及梅齐口中喜平县的风土人情。

这天杨恪很给他捧场，郁知年不留神高兴得将一整天的事说完了，才发觉自己好像说得太多。

他安静下来，杨恪未觉察到他的变化，问：“你这个项目，打算做多久？”

“预计半年，” 郁知年说，“但具体还得等我去了再看。”

杨恪 “嗯” 了一声，郁知年问他怎么了，他又说没事。

由于喜平的通讯不好，官方的档案储存不是很规范，历史文字资料缺乏，郁知年的计划先留在三文筹备，到七月中旬再去喜平。他一边找了些纸质的资料先行阅读，一边写了一份新的研究计划，还申请到了一些资金。

他在三文重遇了以前的几个同学，也获得了不少帮助，每天都过得充实。

杨恪早晚都会来电问候，由于杨恪的话不多，但又像很不愿意挂电话，最后只好都由郁知年来说。

时间慢慢流逝，郁知年也不知该如何定义他自己和杨恪的关系，只是人似乎变得安心许多。

比起之前在宁市做流动人口的项目时，漂泊无依与挣扎的情绪少了，而真正在做研究的感受多了起来，更专注了一些，也不再惧怕等待杨恪的来电，因为不再是等不到的。

七月初的一天夜里，郁知年和来三文办事的梅齐聚餐，另有另两个文化馆的工作人员。

他们坐在路边的小饭店里，开了几罐啤酒。

梅齐说起郁知年初中时的事，说郁知年是学校里的明星，长得好看，学习也好。几人聊着聊着，打趣起郁知年来，问郁知年是不是找过不少女朋友。

郁知年被他们说得不好意思，手机忽而响起，杨恪给他打了电话。

这天早上，杨恪破天荒没联系他，他还以为杨恪有事在忙，发了消息询问。

接起来后，他听见杨恪那头的背景音异常嘈杂，嘈杂得不像杨恪会待的地方。

“郁知年，” 杨恪在那头说，“你没跟我说过三文的火车站人这么多。”

郁知年心跳加速，呆在原地，手里的啤酒罐差点掉在桌子上，过了几秒，他问杨恪：“你在哪？”

“……” 杨恪并不生气地反问他，“你说我在哪。”

郁知年急匆匆地和梅齐几人告了别，打了车去车站。

三文的市区很小，十来分钟就到了，郁知年下车，看见许多人从通道里走出来。

最近是三文人祭祖的节日，因此返乡的人格外多。郁知年走到出站口旁，四下张望找杨恪的身影，天早就黑了，出站口灯光不够亮，只能看见提着大包小包的人蜂拥而出，看不清脸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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